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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峡品牌杂志社特约撰稿人 俞 杰

柳永，原名柳三变，字耆卿，又字景庄，后改名柳永，因排行第七，又称柳七，福建崇安（今武夷山市）人，生于宋雍熙元年（984年）。父亲柳宜，曾任南唐监察御史（掌监察百官、巡视郡县、纠正刑狱、萧整朝仪等事务），南唐灭亡后，柳宜供职北宋，先后任雷泽县令、费县县令、濮州（今河南范县濮城镇）任城令（任城县令）、全州（今桂林全州县地域）通判（掌粮运、水利和诉讼等事项，对州府长官负有监察责任）等职，后官至工部侍郎（工部副长官）。

 

 

 

柳永少年时代在家乡崇安生活，曾留下歌颂家乡武夷山水的诗篇。青年时代，随父亲游宦汴京（今开封），因精于音律，善为歌词，“教坊乐工，每得新腔，必求永为辞，始行于世，声传一时”。当时，北宋的都城繁华极盛：元宵，皇帝与民同乐；清明，郊外踏青；端午，龙舟竞渡；汴京风情，纸醉金迷。柳永凌云辞赋，将帝都的“承平气象，形容曲尽”。

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，春闱（春天在京城的科举考试）在即，柳永踌躇满志，自信“定然魁甲登高第”。此间，宋真宗有诏，“属辞浮糜”皆受严厉遣责，柳永初试落第，愤慨之下作《鹤冲天·黄金榜上》，发泄对科举的牢骚和不满，但对登科出仕并未完全绝望。大中祥符八年，柳永第二次参加礼部考试，再度落第。同时，与相好的歌女虫娘关系出现裂痕，柳永作《征部乐·雅欢幽会》，抒发失意失恋的苦闷情绪。天禧二年（1018年），长兄柳三复中进士，柳永第三次落榜。天圣二年（1024年），柳永第四次落第，愤而离开京师，与情人（或为虫娘）离别，作著名的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，由水路南下，填词为生，词名日隆。因漂泊日久，身心疲惫，柳永作《轮台子·一枕清宵好梦》，追忆“却返瑶京，重买千金笑”，感叹“芳年壮岁，离多欢少”。天圣七年，柳永返回京师，汴京繁华依旧，但故交零落，物是人非，触目伤怀，柳永又离开京都，前往西北。此后漫游渭南、荆湖一带。

 

 

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仁宗亲政，特开恩科，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的录取放宽尺度。柳永闻讯，即由鄂州赶赴京师。是年春闱，与其兄柳三接同登进士榜，暮年及第，柳永喜悦不已。柳永中进士后出任睦州（今浙江建德）团练推官（团练使下掌推勾狱讼的官员）。到职后，他改变过去作风，勤于职守，很快得到知州吕蔚的举荐，但因侍御史郭劝反对未得升迁。在睦州任内，他写下一首《满江红》，生动形象地描述桐江的优美景色，深受当地民众喜爱，每逢迎神岁祀，都要歌唱此词。景祐四年，柳永调任余杭县令，他抚民清净，深得百姓爱戴。

宝元二年（1039年），柳永任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监（盐场长官）。任职期间，他接近盐民，了解到盐民终岁辛劳还是饥寒交迫，写下《煮海歌》：“煮海之民何所营？妇无蚕织夫无耕。衣食之源太寥落，牢盆煮就汝输征。……周而复始无休息，官租未了私租逼。驱妻逐子课工程，虽作人形俱菜色。煮海之民何苦辛，安得母富子不贫！”表达了对盐民苦难的深切同情。
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柳永调任泗州（今安徽泗县）判官（地方长官的僚属，辅理政事）。时柳永已为地方官三任九年，且皆有政绩，按宋制理应磨勘（官员考绩升迁）改官，但竟未成行。柳永“久困选调”，是年秋，进献新词，因有“太液波翻”等语，不合圣意，改官无果而终。八月，范仲淹任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颁行庆历新政，重订官员磨勘之法，柳永投诉，才得入京任著作郎（掌修纂日历，撰写碑志、祝文、祭文等）。皇祐元年（1049年），转官太常愽士。次年，改任屯田员外郞（掌屯田、营田、职田、学田等诸事，从六品），后以此致仕（退休），定居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。皇祐五年，柳永与世长辞。

史载柳永的轶闻典故有“奉旨填词”、“白衣卿相”等。奉旨填词说的是，柳永作新乐府，为时人传诵，仁宗洞晓音律，早年亦颇好其词。但柳永好作艳词，仁宗即位后留意儒雅，对此颇为不满。临进士放榜时，仁宗引用柳永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说：“且去浅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？”，遂刻意划去柳永之名。此后柳永不得志，遂出入青楼歌馆以自遣，自号“奉圣旨填词柳三变”。白衣卿相说的是，柳永年轻时应试科举，屡屡落第；即暮年及第，又转官落魄，终官不过屯田员外郎。由于仕途坎坷，生活潦倒，便以毕生精力作词，并在词中以“白衣卿相”自诩。表面上看，柳永对功名利禄不无鄙视，但骨子里还是忘不了功名。柳永是矛盾的，想做一个文人雅士，却摆脱不掉对俗世生活和情爱的眷恋；而醉里眠花宿柳的时候，却又在时时挂念自己的功名。然而仕途上的不幸，反倒使他的艺术天赋在词的创作领域得到了充分发挥。

据传，柳永死时一贫如洗，无亲人祭奠。歌伎们念他的才学和痴情，凑钱替其安葬。每年清明节，又相约赴其坟地祭扫，并相沿成习，世称“吊柳七”或“吊柳会”。

柳永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，存世词作有《乐章集》等。作为北宋著名词人、婉约派代表人物，柳永运用晚唐和五代民间曲子词的形式，以“赋法入词”，铺叙展衍，大胆创新，创作了大量的长调慢词。在创作过程中，他摆脱五代花间派刻镂雕红浮靡之风的影响，用自己亲身感受写下了多方面题材的作品，如《迎新春》云：“遍九陌罗绮，香风微度。十里然绛树。鳌山耸，喧天萧鼓。渐天如水，素月当午。香径里，绝缨掷果无数。”生动描绘了帝都的繁华，鳌山灯节的热闹和市民狂欢的情景。《望海潮》描写杭州的景色，即有“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”的清丽，又有“云树绕溪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”的壮观。从唐到宋，一般文人士大夫因不甚熟通音律，词的形式多为单调的小令或中调，柳永扩大词的规模和领域，又“变旧声作新声”，遂使慢词长调，“始行于士大夫间”，以致后来的大词家无有不受其笼罩者。宋人王灼曾说：沈唐、李甲、孔夷、孔榘、晁端礼、万俟咏等六人，“源流从柳氏来”。即使是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周邦彦等人，也无不受惠于柳永，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。

柳永未入仕前，敢于蔑视传统礼教，大胆和民间乐工、歌女等艺人接触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所思所想，为他们谱写了大量弹唱的新词。这些词感情真挚、语言通俗，如在《雨霖铃》中，用“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，冷落清秋节！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”，表达与佳人怅别情景，脍炙人口，千古传诵。又如《凤栖梧》词云：“伫倚危楼风细细。望极春愁，黯然生天际。草色烟光残照里，无言谁会凭栏意？”把无限愁情蕴含在无言之中，使草色烟光染上感情色彩。由于柳词“善于状难状之景，达难达之情，而出之自然”，因而深受民众喜爱，时称“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”。

柳词风行一时广为传唱，词家对其评论最多的是其“俗”的特点：柳词之俗，突出表现在其通俗易懂，大胆率直及浓厚的世俗情味。清人宋翔凤说：“耆卿失意无聊，流连坊曲，遂尽收俚俗语言，编入词中，以便伎人传习，一时动听，散播四方。”但仅以“俗”字视柳词，则未免偏狭。苏轼曾说：人皆言柳耆卿俗，然如“渐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”，唐人高处，不过如此。苏轼能从柳词中发见其高华深雅之境界，不独在推赏柳氏之一词一语，更在振聋发聩，张扬一种登高望远的逸怀浩气。苏轼之论，对启发人们透过“俗事”、“俗情”，以发见柳词之“雅”，有不可低估的作用。亦俗亦雅，雅俗相兼，平处明白家常，高处清劲浑雅，举首放歌，这正是柳词独具的审美特征。